作者：宫何
编辑：冷炎
离开诺安基金半年多后，前任基金经理蔡嵩松没有履新，而是以刑事案被告人的身份，出现在了金华市中院的开庭公告里。
在这起已开庭的案件中，蔡嵩松被公诉案由正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无论是半年前卸任全部在管产品，还是后来不胫而走的失联传闻，作为昔日掌管诺安旗下400亿规模的顶流经理，蔡嵩松的此次涉事并未令市场太过意外。
从自带“天才少年”标签入圈而后凭借押注半导体出圈，到后来吸引足量管理规模及与之对应的争议，再到卸任离职和如今卷入的刑事案件。
发生在蔡嵩松身上的，是一幕属于资产管理行业“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全过程的剧情冲突。
这一切的自始至今，才不过短短
5年
蔡嵩松们的涉案，只是基金“规模权力”在公募治理框架内未能得到有效约束的冰山一角。
当单一投资经理所管规模水涨船高时，制衡的失效、风控的疏漏只会在隐秘角落滋生新的寻租空间。
百亿顶流随处可见的今日，那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投资经理，蔡嵩松已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人。
行业全面降费降薪的背景下，手握资金大权的投资经理或将面临更大诱惑，如何预防行业腐败乱象，正在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01
谜之诺安
此次公诉中，列席受审的不只蔡嵩松一人。
一道成为检方刑诉对象的还有曲泉儒、董博雄。
曲泉儒也是诺安的前基金经理，曾先后在远策投资、长盛基金从事投研工作。
2022年10月离职前，曲泉儒负责管理诺安平衡等4只基金，合计规模为56亿元。
曲泉儒与董博雄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者在2019年之前曾在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传媒互联网团队担任研究助理，曾有2年一级市场投研经验，主要关注游戏传媒行业。
虽然庭审未披露案情细节，但就身份而言，蔡、曲二人均为买方，董则是卖方出身。
考虑到刑诉案由是一组涵盖行贿、受贿的“对向犯”，手握资金的蔡、曲二人更大可能被指控受贿，董则有可能被列为行贿嫌疑。
众所周知，公募基金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涉众属性。
行业如何就突发事件，保持对外界与公众的信息对称和透明，是行业信义的重要构成。
可哪怕涉案已成明牌并登上热搜，如今取保候审的蔡嵩松，仍在电话另一头中对上证报回应
没什么好说的
蔡经理离开公募行业半年之久，或许代表了这位前任投资经理的个人价值选择。
更令市场倍感遗憾的，莫过于诺安基金在此风波中的全程缄默。
须知的一个细节是，就在曲泉儒离职的1个月前的2022年9月，坊间一度盛传蔡嵩松失联。
诺安基金彼时还曾对相关传闻进行了澄清，称其
目前在休假中
伴随案件徐徐揭开，彼时说辞是否有所保留，迟早得以验证。
其实类似黑天鹅发生时，资管机构往往面临一个“优先保障产品规模和稳定运行”还是“优先保障投资者知情权”的两难选择。
面对这种小径分岔，成熟的行业生态的答案不言自明——对一切适用于资产管理行业的信托关系而言
残酷着真诚，总好过善意着欺瞒
在投资经理发生重大变故时及时告知委托人，显然是受托机构应尽之责任。
王亚伟2023年9月底被查之时，千合资本先是赫然否认该消息。
随后又在次年初的舆情汹涌时，转称其“因个人原因，暂不参与公司运营管理”。还不忘补充称“公司管理团队全部在岗，切实履行职责，保持公司正常运营”。
言语行文间，仅强调有利于自身产品运营的事实，却对机构话事人的实际境况只字不提。
作为私募机构，千合资本无须履行公开信披义务，但作为其持有人若也无法获悉是非曲直，恐怕就与基金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要求相违背了。
相比之下，作为公募管理人且具有较强外部性的诺安基金，则更显迷之尴尬。
从2022年被查的前总经理奥成文，再到如今蔡、曲两名投资经理涉刑，以及更早前的投资经理邹翔因老鼠仓案落马，这家机构已疑似呈现出连锁式的内控隐患。
但面对这些，诺安基金似乎却自认有权保持沉默。
对于一头雾水的5000多万持有人而言，没人知道这家坐拥1750亿规模的基金公司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
02
寻租之危
从一夜成名到如今涉案，蔡嵩松的职业轨迹充满了戏剧性转折。
作为5年前才开始掌管权益产品的年轻一代基金经理，蔡嵩松成为了行业“出道即巅峰”现象的鲜明脚注。
2019年执掌诺安和鑫、诺安成长等产品起，蔡嵩松很快展现出 “押赛道、短周期、高波动”的风格，从一众新晋投资人中杀出重围。
截至19年底，作为蔡嵩松代表作的诺安成长回报率高达95.4%，排名同类前0.8%；稍逊的另一只诺安和鑫也凭48.4%的回报排在同类前22%。
蔡嵩松上岗前的2018年底，成长、和鑫2只产品的总规模不到5亿元。
两年后的2020年末，在蔡嵩松的半导体标签加持下，两只产品规模已然突破了400亿元，扩张超过84倍。
在主动权益领域，满仓赛道、押注风格、放大赌性，往往存在有一种
非对称性收益
赌对了，一将功成万骨枯，流量富贵泼天而来；
做亏了，最差结果不过是泯然众人。
甚至有时对机构来说也是如此——
绩优放大规模，可以收取更多管理费；
回撤造成赎回，最多承受一些声誉上的负担。
对于新入局者而言，短期试错成本总是有限的，这与商业银行针对不良贷款的倒查问责文化有天壤之别。
虽有包括投委会在内的一系列风控机制以制衡，但在规模诱惑和经营利益面前，许多人往往难以取舍、上头其中。
蔡的出位，诺安基金或许是乐见其成的，毕竟明星效应带来的额外规模，为诺安及渠道的创收就超过了15亿元。
此次刑案的见光，则让市场看到在行业规模加速扩张的B面，是投资经理乃至公募机构的“资金权力”在无形中放大。
不同于早年常见的老鼠仓或内幕交易，如今部分机构及投资经理旗下规模之巨，让权力势能变得愈加复杂。
无论是券商对于分仓佣金的争夺，还是上市公司的市值期望，亦或是少数投机者对于股价操纵的觊觎，都会有求于掌握海量资金的“金主”一方。
投资经理的“金权”指数级生长之际，行业的约束机制与监管程序的进化速度又能否与之匹配呢？
要知道，像蔡嵩松一样在靠短时间绩优曲线吸引海量资金踏至的投资经理并不在少数。
2019年以来的阿尔法牛市中，许多投资经理的个人规模都获得了指数级放大。
资管风铃通过Wind统计主动权益基金数据发现，截至2023年末百亿规模以上主动权益投资经理，他们在2018年末的合计规模仅有0.5万亿元，而如今已膨胀至2.1万亿元
其中，31名百亿经理的管理规模在5年内爆发式增长超过10倍，更有15名百亿经理在2018年之前的投管经验为零。
这其中的许多人，5年前既没有见过如此多钱，也未曾品尝过权力的滋味。
当偌大的权力从天而降，市场无法指望依靠投资人的自律去化解那些顾虑。
就算当初最爱惜羽毛之王亚伟，也难免一着不慎而身陷囹圄。
更何况在管理层和股东的经营诉求面前，个体道德往往也会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以收场。
行业降费降薪的大背景下，“高薪养廉”、“股权激励”等举措在现有的公募框架下亦存在现实阻力，这甚至可能让一些投资经理逾越底线的比较收益变得更具诱惑。
百亿明星投资人遍地开花的如今，如何对基金经理隐形权力的滥用以防微杜渐，如何保证资管机构实现权力、责任、风险的对称统一，如何化解资产管理业态多年来的代理人困境，都考验着市场的智慧。
倘若以上问题无法解决，一名蔡经理归案了，还会有更多蔡经理出现。